【商学院观点】清华经管：政府应加强税费征管，但是社保缴费率这类法定税费率需要降低

白重恩教授表示，加强征管是应该的，让那些该征的就征上来，让那些老老实实缴费的人不再吃亏，这是对的。政府正确的反应不是本来有机会加强征管，因为有反对之声就不加强征管，而应该是继续加强征管，但是对法定的缴费率要降下来，这样大家才都会获益，特别是降低社保的法定缴费率，目前力度非常小。他说：“大家都在抱怨税费负担比较重，为什么我们在一片减税的呼声中还有税费负担呢?企业说没有被减税，财政部门说减了税，这两个可能都是对的，要看你用的是哪个口径。但征管的力度加强了，是事实，企业的负担比较重，也是事实，尤其社保的负担。”

白重恩教授指出，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的实质增长率是负的。目前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的比较慢，其方向绝对是对的。他说：“如果我们还保持去年那样20%左右，很快我们地方政府的债务就到了完全没法控制的程度，所以下调基础设施的增速是必要的，但节奏有多快，这是需要商榷的。”

白重恩教授认为，三年三大攻坚战的第一攻坚战是防范风险，其中最主要的是防范金融风险，这是对的，但是采取的措施需要仔细考虑，需要“破立结合”。金融监管加强使得民营资本获得资金的渠道变窄还有税费负担等等都是投资增速减慢的主要原因。

白重恩认为大部分动作的方向是对的，都是应该做的。但投资就接受负增长吗?也不是。他说：“我们现在特别担心的是大起大落，政府的投资从20%降到3%，如果明年再变成20%，怎么办?”所以政府应当在投资上把握好节奏。为了防止政策出现大起大落，白重恩建议，一方面避免一刀切，另一方面给予执行层一定的灵活性。

以下为白重恩教授演讲实录。

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弗里曼讲席教授，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所长白重恩在“《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上发表主题演讲

白重恩：

谢谢会议组织者给我提供这么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今天这个环节主题的一些想法。刚才听到高院长的发言，绝大部分都非常同意，可能我要讲的内容也有相似之处，但我们会有不同的语言讲我们的观点。

首先给大家看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在市场中的人都会知道，因为跟我后面讲的有一点关系，所以我还是想提醒大家一下，前三季度的数据，不变价GDP增长速度6.7%。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4%(名义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增长5.6%，这是大家关注比较少的。名义的增长率是5.4%，价值指数是5.6%，实际的增长率就是负的。所以我们今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的实质增长率是负的，这要引起关注。

我一贯以来都在说我们投资太多了，但今年我反过来说，我们投资增长的速度是负的，太低了，跟以前的说法有点不一样。但是，不同的环境下，不能一个观点环境改变了还不改变。为什么我们投资的增速这么慢，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速是负的，我认为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的比较慢。比如今年前三季度，我们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比增长3.3%。如果没有比较，可能也不会引起什么特别大的疑虑，但是去年前三季度基础设施投资比前年同期增长了将近20%，从将近20%降到3.3%，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价格指数，我们认为基础设施投资的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指数是相当的，3.3-5.6，就是一个更负的数。人们会说，你怎么做这样一个判断，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首先我想说的是，方向绝对是对的，如果我们还保持去年那样20%左右，很快我们地方政府的债务就到了完全没法控制的程度，所以下调基础设施的增速是必要的，但节奏有多快，这是需要商榷的。

第二、三年三大攻坚战的第一攻坚战是防范风险，其中最主要的是防范金融风险，这也是对的，但我们采取的手段要仔细考虑一下。首先，金融监管的加强，这是对的，我们必须要加强金融监管，一个企业从银行借点债，再通过另一家特殊目的的载体，把这个债变成了股权，股权作为资本又去借债，翻了好几番以后，最后变成杠杆率无穷大，一定会给金融带来很大的风险。问题是以前我们的民营资本要获得资金的渠道是哪儿呢?当然也有一些民营企业从银行获得了资金，但很多民营企业获得资金的渠道就是过去的表外的产品，所以，现在把监管加强了，使得这些产品不能做了，就把他们的渠道堵死了。所以，破是破了，如果没有立只有破，他们没办法获得资金。当然有的人说有些民营企业确实不该救，我也赞同，有些民营企业过度投机，积累了很多债务，确实应该有调整，但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我们的监管使得民营资本获得资金的渠道变的窄了很多，如果没有其他的措施，他们怎么获得资金，如果他们不能获得资金，投资从哪儿来呢?所以，刚才说整体的固定资产投资，使实质的投资变负，也就不奇怪了。

防范金融风险，我们还说要降杠杆，当然降杠杆的说法也没错。我们为什么要降杠杆，目的是为了防范风险。这两个尽管密切相关，但不一定是一一对应。有的时候降杠杆，反而增加风险。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控制风险，而不仅仅是数据上看到降杠杆，可能我们的政策就会有所不同。

控制风险绝对是对的，但如何做，做的节奏是什么，破了以后有没有立，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三、税费负担。大家都在抱怨税费负担比较重，为什么我们在一片减税的呼声中还有税费负担呢?企业说没有被减税，财政部门说减了税，这两个可能都是对的，财政部门会说，如果大家在税改前后都是百分之百的按章纳税，应该是减税了，算算确实是这样的。但对企业来说，在税改一些措施之前，征管的力度没有那么大，现在加强了，尽管法定的税率，大家都是照章纳税，他的负担可能会减轻，但征收的力度加大了以后，他的负担就加重了。所以，要看你用的是哪个口径。但征管的力度加强了，是事实，企业的负担比较重，也是事实，尤其社保的负担，我们的社保征收方式要改变，企业就担心征收方式改变了以后，负担会不会加重。本来我们社保的征收率，该征未征的大概40%多，能征到的大概50%多，如果把50%多的效率提升到90%，企业就会受不了，因为征管力度加大了，名义的缴费率不变，他的负担就会加重。加强征管是应该的，让那些该征的就征上来，让那些老老实实缴费的人不再吃亏，这是对的。应该做的反应，不是本来有机会加强征管，因为有反对之声就不加强征管，而应该是继续加强征管，但是对法定的缴费率降下来，这样大家都好了。但我们一直在谈要降低社保的法定缴费率，但力度非常小。

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内部的因素，还有一些因素，不确定性增加了，有的是我们能控制的，有的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中美贸易摩擦加大了很多企业的不确定性，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说，当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他的投资自然减慢，这是规律。如果我们的政策特别多变，让企业有很多疑虑，也会增加不确定性，我们能不能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做了，领导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也出来讲话，这些讲话对于让民营企业更加安心是有帮助的。

刚才讲的这些，是投资增速减慢的主要原因，大部分做的动作，方向是对的，都是应该做的。我们的投资就接受负增长吗?也不是。我们现在特别担心的是大起大落，政府的投资从20%降到3%，如果明年再变成20%，怎么办?因为明年变成20%，后年可能又回到3%，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就说我们在度上怎么把握，我们制度的一个优越性，就是动员能力特别强，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负作用可能会大起大落，怎么在政府投资上把握好节奏，这是一个问题。

金融方面，如果我们把过去的监管的缺乏看作是一个补助，我们过去的监管缺乏，就是对某一些高风险投资的补助，为什么呢?因为监管缺乏了以后，一些高风险的投资利用各种各样的复杂结构把风险隐藏起来，风险定价比较低，项目也拿到了资金，但谁给他补贴呢?这个风险监管经过了包装，看上去小，实质是在的，最后出了事还得政府兜底，实质上用政府未来的兜底为高风险的投资提供了一个补助。现在你把这个补助拿掉了，自然投资就会减少。如果这样的监管方向是对的，破了不立也不行，所以我们一方面需要做的是拓宽一些其他的融资渠道，让民营经济还能够获得资金;另一方面，当风险定价变对了以后，我们能不能在平均的定价水平上有一个下降，这是需要考虑的。如果只是风险定价变得更合理了，其他没有做相应的调整，整体资本的价格，平均水平，就上升了，就会对投资产生负面影响。所以，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在整体资本定价上，能不能采取一些措施，这就跟货币政策有关。货币政策适度的，不要把降杠杆说有一个指标，就一定要完成那个指标，可能货币政策定的更加合理一点，那时候总体的融资成本下降一点，可能会对整体经济更好一些。

税费负担，我们讲了很多，但到底是哪一项负担比较重，高院长也讲到，我们要减税，到底减什么税呢?可能要做一些分析。世界银行每年在做营商环境的报告，也会提供一些数据，他为了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税负，把所有的税都转成企业所得税那样的，因为我们有的税的税基不是盈利，为了不同的税可比较，他们把所有的税都转成以企业的利润作为税基的税，把税率做调整，来进行比较。根据他们的数据，对一个典型的企业来说，我们除了增值税之外的税负占利润的比重是68%，如果这个企业按章纳税，我们的税负是68%。比较一下其他的国家，除了增值税以外的税和费，比较高的是瑞典和德国49%，比我们的68%还是显著低。印度的孟买是比较高的。如果看平均，有一些地区的平均，比如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只有34%，我们是34%的两倍。如果我们相信这些数据，一个守法的企业，一个按章纳税、按章缴费的企业，在中国面临的税费负担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个数据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这个68%是从哪儿来的呢?如果说企业所得税是68%，没有，我们企业所得税税率是25%，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减免，哪来的68%呢，因为它把各项税费都加进来了。这些负担最主要的是社保缴费，我们的社保缴费里，养老部分企业交20%，个人交8%，医疗部分企业交6%左右，有的地方多一点，有的地方少一点，个人交2%，这两项加起来就是36%了。以企业的利润作为基数算，就更高了。我们的社保缴费占企业利润的比重是49%，比较一下这些经济体，瑞典是福利特别好的，它的社保缴费占利润的比重35%，但比我们49%还是低很多。再比较美国、德国、印度，我们社保缴费的负担就特别特别重了，把这部分拿掉以后，社保缴费之外的其他的税收，增值税以外的其他税收，占利润的比重就不是那么重了，跟我们的税率就很接近了。我们的企业所得税率25%，再加上一些减免，得出20%是挺正常的。其他一些国家呢，并不比这个低很多，当然美国这个是特朗普税改之前的，税改之后是什么样，还没有算过。不管怎么样，剔除了社保缴费之后的税费的负担，并不是那么重。我们都在喊减税，但我觉得还是需要客观一点，我们的税费负担重来自于社保缴费，而不是其他的税。当然我们还有增值税，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也有增值税，我们的增值税是17%，瑞典25%，德国19%。我们做这样的比较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社保缴费的负担太重。我们的社保缴费是我们企业税负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人社部门可能要说，你说我们的社保缴费占利润的49%，这是假定每个人都按章缴费，但我们的征收率只有50%多，实际征收到的并没有49%。但你跟那些按章缴费的企业说，他就不同意了，我守规矩的人负担就是这么重，如果你说这个负担不重，是不是要逼着大家都不守规矩呢，我觉得那不是应该做的方法，应该做的方法是加强征收，降低缴费率。

我们为什么缴费率这么高呢?国际上社保缴费率高的10个经济体拿来，有一半以上是全经济国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之前没有社保这个东西，就是企业养职工一生，我们现在改变了，为了给企业减负，我们建立了社保，但这些企业并没有掏钱，这些职工进入了社保以后视作缴费，他没有缴费，这些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能从新参加社保的人那儿收。解决的办法就是历史的负担要用历史的方法解决，不能让现在的人来承担。怎么用历史的办法解决?我们国有企业的职工工作的时候，他们的企业没有缴费，造成的资本积累，形成了现在的国有资产，我们应该用这些资产解决历史问题，我们的缴费就可以正常了。这样做，既可以降低企业的负担，降低居民的负担，同时还不需要减少职工的待遇。只要我们把资产用到该用的地方，剩下的缴费就变得合理了，企业的负担也就轻了，我们说的很多问题，也许就可以解决了。

非常感谢大家耐心的聆听。谢谢!

——Q&A——

Q：白院长给我们梳理了一下投资下降的原因，他同时也用数据来比较，我们国家在税费负担上还是非常重的，刚才提到我们国家制度的动员能力很强，要防止大起大落，怎么能够防止政策出现大起大落?

白重恩：因为种种原因，为了让政策执行有效，往往有一刀切的做法，又担心下面的人不去执行，就下很死的命令，说一定要这样做。开始的时候，细则没有的时候，大家就等等等，一旦细则到了，就非常快的执行。在等的过程中，什么事都没做，一旦细则下到了执行层，执行的力度就很大。一个是一刀切的问题，一个是不给执行层一定的灵活性，它就会倾向于大起大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