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学院】中国湾区经济揭秘：为什么是粤港澳？

这片占全国面积不足1%的土地，承载了全国约5%的常住人口，贡献了全国12%的GDP。湾区的发展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湾区经济的“中国模式”探索进展如何?今天的文章告诉你答案。

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下的角力和融合

从古至今，水路都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命脉。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贸易更逐渐成为了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因而沿海湾区逐渐积累了以港口为核心的国际运输网络、开放的经济结构和文化特点、强大的产业集聚效应和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湾区是当今全球经济版图上最为闪耀的一颗明珠——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全球60%的经济总量、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距离海岸100公里以内的湾区及直接腹地。

其中，最为知名的当属世界三大“黄金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它们都是因港而兴，并经历从港口航运、工业经济、服务业经济到创新经济的发展阶段。目前三大湾区均已完成这一转型，第三产业占比已分别达到89%、83%和82%。

粤港澳湾区，被认为是继上述三大湾区之后，即将崛起的世界湾区 “第四极”，是由广东省境内的九大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以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两大特别行政区共同组成的“9+2”超大城市群。湾区拥有6900万人口，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与其他的湾区一样，粤港澳大湾区也是一个经济、人才的聚集之地。

在经济总量、消费总额、工业增加值等方面，大湾区占全国比重约在11-13%之间。粤港澳湾区在人口、面积、经济增速上，为四大湾区之最，但在人均GDP、产业结构等方面仍有一定差距。

另外，粤港澳湾区内城市间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广深港”三城的GDP占据湾区总值的67%，其他城市GDP占比较小，江门、肇庆的人均GDP水平不足深圳的1/3。

与世界其它湾区或者国内的省际区域性合作不同，“一国两制”是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机制的最大特点。各地的社会制度差异可以在区域合作中产生额外的互补效益，但同时也会比其他区域性合作更易产生摩擦。

因此，在“一国两制”的基本框架下，追求最大化的制度互补收益、降低制度摩擦成本，是粤港澳大湾区能否真正释放发展潜力的关键。而要实现上述目标，促进可以跨越行政区划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是重中之重。

从现状看，打破要素流动壁垒还是掣肘重重。货物流通方面，三地实行不同关税制度，查验标准和行政体制差异较大，信息难以共享，通关效率较低;人口流通方面，港澳和内地人才在专业资格的认证上尚未实现互认互通，签证问题和税负差异分别是制约内地人才、港澳人才在湾区内跨境流动的核心问题，而港珠澳大桥虽然通车，但是私家车想要驶上大桥，需要获得三地许可，至少要花费12个工作日;

资金流通方面，港澳与内地资本市场虽有互通通道，但“限流措施”较多，科研、创业、投资资金的跨境流动管理不够灵活……以上掣肘，使得港澳和内地被制度差异生生割裂成“两个市场”，从而形成较高的生活和交易成本，不利于产业间的进一步协同。

除了制度差异外，核心城市间的角力和分工，对于大湾区而言，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对经济体量相当的“广深港”三城而言，如果各自为政、无序竞争，大湾区的设想最终也只会沦为一纸空谈。

以航运港口为例，中国香港作为国际中转港，其在湾区的定位比较清晰，但对于广州港和深圳港，由于地理位置接近，经济腹地明显交叉，不可避免会产生直接竞争。在深中通道的建设方案上，广州就曾对“东隧西桥”方案颇有异议。深中通道不仅贯通深圳和中山，还通过连接线与广州南沙区相连。

从全局上讲，这大幅提高了广东省内的运输效率，有利于引导东岸发达地区向西岸落后地区的经济辐射，实现两岸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方案中西侧桥梁的一段将跨越伶仃航道，广州认为桥梁的限高会制约未来广州的航运发展，建议改为“全隧”方案。

广州之所以有此争议，正是基于其在2015年提出的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城市规划。仅航运一例，已经可见湾区内的城际竞争激烈非常。如何错位竞争、协同发展，避免内耗和重复建设，或需要跨区域的统一引导。

因此，在承认差异的条件下推动城市间的合作，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主旋律。大湾区的规划，是希望通过融合、协同，形成一个超级区域经济体、城市群，比肩世界一流湾区;而对于以“一国两制”为底色的湾区规划而言，致力于解决更深层的社会问题，譬如政治稳定、人民安康，是超越经济层面的终极目标。

所谓社会问题，从根本上还是由经济问题引发的，一是珠三角沿海城市的产业外迁和转型压力;二是中国香港的产业空心化。

珠三角作为改革开放的急先锋，三十年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凭借区位优势、政策红利、以及人口和土地红利带来的传统要素低成本优势，形成了加工制造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并在全球分工深化和区域融合下，逐步发展金融、服务、地产等第三产业。

然而，近十年来，随着土地、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攀升，加之人民币持续升值等因素影响，依赖传统要素的发展模式受到严峻挑战。

从出口结构看，虽然高新技术产品份额较高，以计算机及通信技术为主，但出口附加值较低，加工贸易依然占据较大比重，而这些企业由于生产要素成本上升，正向内陆以及东南亚地区转移。高端技术能力不足、低端产业外迁，广东面临巨大的产业结构调整压力。

而中国香港的问题，对于“一国两制”下的社会稳定而言，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上世纪70年代正值中国香港制造业的鼎盛时期，曾拥有17个支柱产业，200多万的产业工人。

与广东经济发展的三十年对应的，是80年代中国香港经济的“腾笼换鸟”——中国香港公司以惊人的速度将制造业搬到对岸，直到今天，中国香港的制造业比重不足3%，取而代之的是以金融、地产、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

尤其是地产，它造就了中国香港热闹的房市，更是给中国香港的人才发展和制造业回归带上了紧箍咒，所造成的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深远的社会影响。

因此，破题之道，对广东而言，其结构调整需要从传统要素驱动(K和L)，转向全要素驱动(A)，即技术和创新驱动，引领产业升级，向价值链的高端位置跃升;对中国香港而言，则需要为本地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为本地人才发展找到出路。

大湾区的规划正是基于双方的比较优势，取长补短，通过政策上的引导以促进产业协同和要素流通，解决上述深层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例如，在大湾区规划中，建立科技创新高地是核心战略目标之一。在此方面，广东的最大优势是其腹地已具备完整的产业链基础，分工明细、门类齐全，从产品的研发、设计、零部件配套、中期测试到大规模生产，都可以在区内进行高效的匹配，实现创新的迅速转化。

但广东在基础研究、融资效率、服务业配套方面存在短板，这使其在产业升级中或后劲不足，但却可以从中国香港取长补短——中国香港拥有多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世界级的现代服务业、与国际接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及直接融资效率最高的现代金融体系。通过双方协作，中国香港在制度和科研方面，可以推动广东创新产业的发展，帮助其实现结构性调整。

而反过来，内地幅员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在产业升级中对人才精英的需求，也可以帮助中国香港的经济和人才重获青春。

由此，大湾区有机会形成适合科技创新企业成长的独特生态，在此生态中，已经成长出诸如大疆、商汤科技等科技独角兽，而这些企业的出现和成长，也势必将成为大湾区生态持续进化、完善的源动力。

湾区制造：如何从世界工厂到创新产业集群?

“1988年，我在深圳宝安投资开办了在大陆的第一家工厂。刚来的时候，这里是一片山洼子，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每逢下雨，就泥泞不堪。”郭台铭在2018年6月6日的富士康30周年庆时回顾道。

从1988年深圳宝安区西乡崩山脚下一个百十来人的小厂，到1996年选择深圳龙华区布局其全球制造总部基地，再到2018年跻身世界500强第24位，富士康在投资大陆30年间成为了“世界工厂”的标杆性企业。

作为世界第一大代工企业，富士康也有自己的苦恼：近年来原材料和人力成本的上涨，使得代工业务的利润越发微薄。未来，如何通过提升核心技术能力、创新能力为客户提供更多价值?

富士康的处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大湾区制造业的优势与短板。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珠三角地区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工厂”，创造了中国30%的对外贸易额。

然而，珠三角城市中除深圳等个别城市已经具备创新经济和服务经济的特征，大多数城市仍然处在由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或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

2019年2月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优化制造业布局，加快制造业结构调整。如何实现这些转变?背后的核心问题是：大湾区制造如何从“世界工厂”向上跃升，形成创新产业集群?

对企业而言，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跃升的途径有两个关键方向，一是如何从传统制造业升级为智能制造业，二是如何从制造环节向设计、品牌延伸，争取产业链中高附加值的环节。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较小的低端制造业，通常习惯了“拿来主义”式的经营模式，对创新缺乏足够投入。

但要实现向上跃升，必须加大对创新的投入。譬如，要应对消费者需求多样化、个性化的趋势，工厂就必须投资改造生产线，从大规模制造转变为大规模定制;要开拓新的市场空间，企业可能需要投资尝试新兴产业领域。我们关注到，珠三角企业美的、格力作为家电这一传统产业中的佼佼者，一直在做相关的尝试。

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通常充当着“有为政府”的角色，但如何“有为”仍然值得探讨。深圳市是产业升级的杰出样本。深圳最初的发展部分受益于方便接受中国香港及境外的投资与产业转移。

目前，深圳市先进制造业占工业比重超过70%，形成了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企业集群，高新企业已经达到1.44万家，包括华为、中兴等代表性企业。

随着近年深圳土地不足、土地成本高企愈发严重，深圳市高科技产业逐年向东莞、惠州等地转移。在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珠三角转移至中国中西部乃至部分东南亚国家时，华为、大疆、蓝思科技等知名深圳企业纷纷落户东莞松山湖、滨海湾新区。深圳能够实现产业升级，与其对人才和创新的重视密不可分。

比如，深圳市出台了一系列人才政策，开放与优惠程度优于其他国内一线城市;2018年深圳的研发投入占到GDP的比重已经达到4.2%，相当于以色列的水平。

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思平在系统思考深圳市高科技产业史后总结认为，深圳高科技产业的崛起有4个制度原因：

1、以民营经济为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保障;

2、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

3、高质量的政府服务;

4、以国际市场为导向。

协同效应，是人们对大湾区的创新潜力充满期待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香港拥有5所2019 QS全球排名前100位的大学，深圳拥有众多高新科技企业，珠三角有着完善的产业链基础，未来随着创投基金进一步聚集，企业、大学、科研机构联盟的建立与发展，大湾区的创新潜力令人看好。

社会学家罗家德教授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经济或地方产业网都是一个复杂网，但却很少会是“强健”的复杂网。

相比于底特律的汽车业或华尔街的金融业，硅谷就是一个强健的复杂网系统：硅谷拥有10所大学，40个研发中心，180家风险投资，8000多家百人以上的企业，近5000家法律、会计等服务公司，329家职介所，700间商业银行，以及47家投资银行。

这些组织组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使得创业得到快速而全面的支持，而且这些组织数量众多，使“食物链”永不断裂。

所以，硅谷能够经历多次危机而复兴，而华尔街需要政府拯救，波士顿128公路区会没落。也正因此，诞生于波士顿的Facebook会选择到硅谷发展壮大。大湾区能否形成这样的复杂网络，令人期待。

大疆创新：硬件科创企业如何从大湾区起航

对于国内所有的硬件创业团队和试图进行智造升级的制造业企业而言，大疆创新(以下简称大疆)是一位值得关注的特殊选手。

这一特殊性无关资本追捧下的无人机行业热潮，而是在大疆的成长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值得借鉴的中国硬件创新发展路径——大疆综合利用了中国香港的大学教育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的能力、深圳的应用创新、东莞等地的规模化生产能力，成为连接各地优质资源进行硬件产品科技创新的“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企业”典型。

2006年，中国香港科技大学硕士毕业生、26岁的汪滔将自己研发的直升机飞行控制器作为毕业设计的一部分，在老师兼天使投资人李泽湘的帮助下，将这一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核心技术实现了商业化转化，成立了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最初的总部设于深圳的一间民房中。

可以说，中国香港优质的大学教育、科研环境和人才培养体系，为大疆在无人机核心技术领域进行源头创新提供了摇篮。

成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大疆专注于研发、销售飞行控制系统——这是航模直升机的核心配件，第一个产品以1.5万元的成本，卖出了5万元的价格，而当大疆把客户群体拓展到电力等行业的国企时，甚至可以卖出20万元一台的高价。

在一项技术进入市场的前期，技术领先者可以选择避开2C市场的考验、只做关键部件并试图垄断部分“大金主”的高利润订单——这是高科技、创新型创业企业较容易切到的蛋糕。

但是，随着竞争者增多，行业在技术趋于成熟时则会转入产品驱动的阶段，只做关键部件的经营模式不利于塑造产品和品牌能力。

意识到“公司做大的希望会毁在这种easy money上”，汪滔做出了两个关键选择：

其一，从专注飞控系统这一核心技术配件，转向无人机整机研发与生产;

其二，决定放弃国企客户，转而把握住个人消费市场的需求，推出入门级无人机产品。

为了执行上述两项战略决策，大疆主要做了两方面努力：

第一，打通整个硬件创新过程的全链条，进行垂直整合，在坚持对无人机动力系统、云台、摄像和图传系统等其他关键技术进行源头创新的同时，迅速发展出核心零部件研发生产能力，以及整机组装、量产能力。

第二，速度和成本决定一切——进入消费市场，大疆在保持技术优势的前提下需要更加强调性价比、需要更加快速地进行产品迭代与应用创新。

转型的成果是显著的。自2013年推出入门款消费级航拍无人机“精灵2(Phantom2)”以来，大疆始终在该领域保持着绝对竞争优势：2013至2017年，大疆销售额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00%，占据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超过70%的份额，80%的营收来源于美国、欧洲乃至南美洲等海外市场;

相比之下，GoPro、3D Robotics、Lily等一批资金充裕的硅谷企业，曾经也尝试过进入航拍无人机消费级市场，却最终在产品性能、迭代速度和成本把控三大方面不敌大疆，最终或是铩羽而归，或是转型行业级无人机或者配套软件与服务应用开发，从而避开与大疆的“正面对抗”。

大疆得以完成上述转型，离不开泛珠三角地区长期以来积累的的有利于硬件科技创新的制造生态——源自中国香港的大学教育和高校科研能力、内地相对廉价的中高端劳动力、以深圳为核心的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制作和原材料基地、高效的供应链和物流体系、资本、政策、腹地，这些元素的结合使得粤港澳大湾区内硬件产品创新的全过程(从创意到原型再到量产)，速度可以达到硅谷的5-10倍，而成本往往只有十分之一。

大疆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同样以无人机研发与生产为主营业务的3D Robotics团队，对大疆有如下评价：“我们意识到，一家位于硅谷、以软件为中心的公司，要和一家位于中国、垂直整合的强大制造公司竞争，这本身就很困难”。

“大疆的产品迭代速度和降价速度令人吃惊，我们退出了硬件市场，不再把消费者作为目标客户，部分原因是这个市场太难啃。”

大疆的故事应该是可以复制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的核心意义，在于将港澳、深圳乃至泛珠三角地区其他城市各自的优势产业实现“互联互通”，形成有利于高科技产业集聚和发展的特殊生态。

而基于这种短时间内难以复制的协同优势，以大疆为代表的中国科技型企业可能将得以与硅谷企业更加有效地展开竞争，创新之路或将日益平坦。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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