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MBA：从两个维度看民企发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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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番话，让未来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看来，更广阔的舞台有着深刻的用意，其中包含两个维度，一方面意味着更多的市场对民企开放，另一方面，企业自身需要通过转型，完成价值创造，从“大企业”变成“伟大的企业”，帮助中国经济完成微观基础的重塑，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对于第二个维度，刘俏尤为推崇，在这一过程中建功立业，才是更加广阔的舞台。
要从追求规模转为价值创造
记者：从这次民营企业座谈会传递出来的信息来看，你觉得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刘俏：我觉得这次会议最大的亮点，是充分肯定了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特别提到“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并提出“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这样明确的表态，其实是想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微观基础重要的构成部分，在中国经济进入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时期，民营经济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强烈地表达出对民营企业高度的认同，从而提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给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一颗定心丸。
记者：在这次会上，将民营企业面临的困难归纳为市场、融资和转型“三座大山”，你对此如何理解?
刘俏：我认为，民企的“三座大山”，同时也是来自一个维度的三大挑战，主要是转型的挑战。
过去4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微观基础上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但是一直以来，中国的企业普遍存在着在高增长下的思维定式——过于注重追求规模，而对价值创造和投资资本收益率关注度不够。
关于经济增长有一个理解上的框架，“增长=投资率×投资资本收益率”，其中投资率可以靠银行信贷拉动，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下，主要靠金融体系来提供资金支持。而投资资本收益率反映的是投资效率。
在经济高歌猛进的时候，企业还可以靠大量的银行信贷做大规模，寻求总量上的增长。但经济增长如果长期依靠投资，而投资效率跟不上，势必给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压力，高杠杆就这么出现的。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转型阶段，长期基于信贷扩张的投资，使企业杠杆高企，同时很多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新的增加动能尚未就位。一旦加强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严控银行信贷，控制影子银行规模，企业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在去杠杆压力之下，包括银行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害怕风险，不敢给民营企业贷款，造成民企融资难的境况。一些上市公司通过股权质押获得融资，虽然获得短暂的增长，但在投资资本收益率没有改善的情况下，企业基本面并没有显著改善，巨额的债务反而给企业带来困扰甚至困局。因此，主要是转型的挑战，企业必须对自身的发展模式进行转型，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价值创造，寻找新的增长动能(市场)，通过对经济微观基础的重新塑造，实现企业“从大到伟大”转变，这才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其他两个挑战某种程度上是相对的，主要是转型挑战。
记者：金融工作会议以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一直是重中之重，这次会议针对民企融资难问题，对金融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防范金融风险和为民企提供融资之间寻求平衡?
刘俏：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提出的举措，同样也是为解决当前经济面临的问题而提出的。
以今年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为例，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5.4%，比上半年回落0.6个百分点，大概是十年来最低的一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民营企业信心不足，同时也反映了民营企业在融资方面的困境。正因为如此，在这次会议中，对金融机构提出要求，将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
但是，既要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又要防范金融风险，如何在两个目标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我想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让企业提高投资效率，第一要发展，第二要有质量的发展，实现民营企业和金融体系之间的良性互动。
金融体系应该服务于经济增长，如果仅增加信贷，而企业层面投资资本收益率没有根本改善，可能杠杆率还会重新走高，增加新的风险。如果民营企业将自身的发展理解得更加科学、更加全面，大力拓展创新和研发，不仅看重规模上的拓展，更看重对商业模式、价值创造和投资资本收益率的发展，找到一个均衡从中长期看是有可能的。
切忌“一刀切”和“撒胡椒面”
记者：习近平提出，“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如何理解“更加广阔的舞台”?
刘俏：我个人理解，更广阔的舞台有两个维度，一方面，随着中国市场体系的建设，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领域向民营资本开放。从这个角度来讲，民营企业在未来整个经济体系中将起到更加活跃、更重要的作用，发展空间会更加广阔。
另一方面，我认为其实还隐含着一种期待，因为改革开放40年以来，第一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一大批企业建立起来，而且规模巨大——2018年，按营业收入统计的《财富》全球500强企业中，有111家中国企业，民营企业的数量也超过了20家。
但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需要改变过去的认知和思维定势，把价值创造放在单纯地追求规模之上，保持较长时期的投资增长收益率，重新塑造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在这一方面，民营企业更加灵活，也更加市场化，对市场有着敬畏之心，因此在转型过程中有着更多优势，也可以有更大的力度。重塑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民营企业同样有更广阔的舞台。
记者：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六个方面的政策举措，都是从政府层面提出的，特别是提出要建立新型政商关系，如何理解?
刘俏：新型政商关系的提出非常重要。在政策执行方面，在改革开放过去40年里，中国政府在中国市场体系诞生、发展、逐渐完善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政府顶层设计和对外开放，同时激发自下向上的活力，我们积极参加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布局;与此同时，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全球化市场令制造业能快速崛起并扩张，涵盖诸多领域的制造业集群不断涌现，这一切使得大规模生产和产业的崛起在中国成为可能;中国的高速增长还得益于政府积极制订长远发展战略并贯彻实施发展战略的出色能力——政府制订并实施不会受到利益集团掣肘的长远发展计划，并利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确保规划目标的实现。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关于新型政商关系，我认为未来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政府作为规则的制定者，营造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营商环境，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让市场扮演决定性作用，这样的经济才是有活力的经济。我们必须抛弃对政府和市场所做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更建设性地思考如何提高政府的效率，实现政府和市场的有效结合。
记者：也就是这次会议提出的，给民营企业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对于这个“公平”，应如何理解?
刘俏：这六条措施如果都能够执行好，就实现了公平。长期以来，国企跟民企之间，的确存在着某些“不公平”现象。比如对于“融资难，融资贵”，民企的反应就更明显，我们也曾做过一个分析，同样是上市公司，相同的行业，相同的规模，民营企业平均比国有企业多支付1.38%的利息。
因此，这次会议中，针对融资问题，要求金融机构加强金融服务，给一些民营企业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就是从实际出发，公平地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我们支持民营经济公平竞争，就是要让所有的企业都拥有同等待遇，政府提供同等的条件，让市场机制来决定。
记者：这六大措施，对于政府来说，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刘俏：我认为是执行和落地。具体而言，就是这些政策措施如何细化，各级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举措，使政策能够真正起到作用，让民营企业感受到来自政府层面的支持。同时，在理念上也要做出改变，各级政府首先必须得想明白、捋清楚什么是新型政商关系，什么是政府该做的，如何实现政府和市场的高效结合，助力企业完成转型挑战。
如果说执行层面最大的挑战，我觉得要把事情做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一些民营上市公司的股票质押只要有爆仓的风险，地方政府要支持他们进一步发展，对于这些企业提供怎样的支持?采取怎样的退出机制?如何设计这个政策?政策标准是什么?政策的执行效果如何评估?政府在采取这些措施之前，可以多做些深度分析，多去思考。一定要明确目标，通过具体可行的举措让政策落到实处，让民营企业明显感受到有实质意义的支持。
记者：类似设立科创板，试点注册制这样的政策?
刘俏：中国资本市场最大问题在于缺乏优质的上市公司。我们的分析显示1998年至2017年这20年间，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只在3-4%之间，远低于美国上市公司过去一百年平均10%的水平。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的资本使用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需要一个能够识别、培育优质上市公司的资本市场。改革企业上市制度和退市制度，推出IPO注册制并坚决执行市场化的退市制度，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市场和监管氛围，提升上市公司的质量。这一举措主要是针对注册制进行试点，是一次股票发行制度的改革，是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
记者：在你看来，民营企业最大的诉求是什么?
刘俏：活下去，然后直面转型的挑战。
不能让所有企业都死掉，但也不能让所有企业都活下去，这不现实。对于那些基本没有商业模式和核心竞争优势，只是凭借关系，掌握一些关键资源存活的企业，一旦政策环境发生变化就叫苦连天无法生存的企业，直面转型挑战更为重要。
政府支持，最怕的就是“一刀切”和“撒胡椒面”。总而言之，提高政府的效率，实现政府和市场的有效结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能够充分发挥，这才是对民营企业最好的支持。
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教授、博士生老师。他于2013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奖，2014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7年担任中国证监会第十七届发审委委员。
刘俏教授在公司金融，实证资产定价、市场微观结构和中国经济研究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发表在《金融经济学期刊》，《金融和数量分析期刊》，《管理科学》，《会计研究期刊》，《经济学期刊》等顶级学术期刊。此外，他最近出版的英文书籍包括 Corporate China 2.0: The Great Shakeup 以及 Finance in Asia: Institutions, Regulation and Policy。
刘俏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应用数学学士学位，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获得国际金融硕士学位，并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获得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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