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学院教授观点】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的迷失与迷思

在这片“喧嚣”下，很多人开始只相信自己的眼睛——谁获得成功了、谁的听众多，谁说的就一定对;把常识当“发现”;把片断当整体;以结果证明过程;与众不同就是“创新”......却从不透过现象冷静思考背后的本质，还活在“沾沾自喜”的骄傲里。谁否定他，就把对方推到极端，以证明自己的正确。

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学习等“日常”中，管理学界自然也不例外。而对于“中国管理学研究与实践如何摆脱这种现象”的思考，常常千回百转地萦绕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吴晓波教授的脑海中。

在10月20日举办的第9届中国·实践·管理论坛暨中国管理50人论坛(2018秋)上，作为主讲嘉宾，他结合一些社会现象与研究现状，分享了自己关于管理学的6个“想想”，提出了管理的本源在于揭示价值创造的规律，并呼吁管理学者们要思考自己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回归管理的本质。

而这场赢得现场老师们热烈响应的精彩演讲，也或许能给“喧嚣”时代下认知事物的我们每一个人，一些思维警醒与启迪。

学者简介：吴晓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老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研究领域：创新管理;全球化制造与创新战略;信息技术与管理变革;包容性创新;大数据背景下的商业模式创新等。

演讲实录

(以下内容整理自现场演讲，有删节)

我们这个论坛，意义何在?我总是在想这个事情，想想想，想得我也糊里糊涂了，这几天都没睡好觉。首先我想“管理50人”其实应该叫管理学50人吧。管理学跟管理差别其实挺大。再往深处想，前面想起来的好东西往往又被后边想起来的东西否定了。

今天我还是想分享一些我从目前很多管理的现象和管理学研究的一些热门词所想到的东西，想想作为一个学者应该怎么样去想。

引言1

首先，我想起曾经有学生对我说起的两个新名词：“民科”与“官科”。何谓“民科”?官科与民科有什么样的联系?很有意思。既然有“官科”为上，那就应有“民科”的自由发挥。

其实，就科学本身来说，并没有“等级”之分，科学是客观规律。所谓的“官科”“民科”，一定是哪里出了毛病，它们都不能代表科学。

引言2

很多时候，人们习惯从现象中总结问题，但背后总能感觉到有一种力量来自于某种更强的东西，它所建立起的架构、范式在指引我们、规制我们。所以，我试图把管理学里面很多理论与方法做个梳理。

在这个梳理的过程中，觉得中国的管理学目前正在进入到一个“百花齐放”的新阶段，这个阶段中很典型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经常在做一些学术研究、讨论时，在提出一些新名词、新概念时，是不是忘掉了一些假设前提?是不是忘掉了一些最基本的科学原理?是不是谁的嗓门大、谁的听众多就谁对?谁引证的企业厉害，谁就能够证明他有一套理论?有一套范式?

引言3

最近也听到有领导人说，要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我又在想，企业家跟科学家能这么等同起来吗?看看现实，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咱们中国到现在为止，真正尊重科学吗?那么科学是什么?这又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的基本问题，我常常在想这些问题，有时又迷失在这些问题里。

目前很典型的现象就是“概念横飞”，学界和实践界出现各种各样的新概念，并且喜欢走极端，动不动就是“颠覆”，到底是演化还是颠覆?

如“经营管理”，原本好好的概念非得割裂开来?在这些现象中，目前比较占主流的概念认为，管理学就是一门实践课程，管理一定从实践中来，但是管理学非得从实践中来吗?

当然，从“官说”来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然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实践中有许多东西并没有现成的标准，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就不是真理了?或者就不是真理呢?比如，很多人都看《未来简史》，那里面许多关于未来的东西，我们又如何去检验呢?再者，例如像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是怎么弄出来的?他是从实践中检验出来的吗?是先有元素再有表，还是先有表再有元素?

事实上，很多新元素的发现其实是根据他的周期表而被发现，而不是在发现那些元素后门捷列夫才写出了周期表。在这个想的过程中，有时候让我们也很困惑。

另一个我想到的就是所谓“后真相时代”。在这里，我念一段从网上看到的一段话：“后真相时代，立场越极端，敌人越鲜明，越容易迎合和操控民意。这个时代流行的，是断言、猜测、感觉，是通过对事实进行‘观点性包装’，强化、极化某种特定看法。”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值得大家“想想”。我在“想想”的过程中，列了如下几条。

一想：“反常识”下的一些思考

看到现下很多管理概念，我们不得不去谈一谈“反常识”。什么是反常识?许多时候，人们无形中限定了是某某人讲的就是真理，某某人多么的伟大，他说的就是对的。这里面的问题太多了。

长期以来，在中国有一个很经典的传统，即“存天理灭人欲”。常常拿天理来说事，就没有人能反驳。其实，我们就该去好好想想，什么是“天理”?什么又是”人欲”?

在我们的现实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人欲”是灭不掉的。把天理跟人欲对立，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双重人格、双重标准比比皆是。

在企业管理中，人们时常会把一些“成功”企业家视作圣人一样，某某企业家说的，某某企业家怎么样。企业家确实有他做得很好的地方，做得很伟大的地方，但他们所说的句句是真理吗?恐怕未必。许多我们奉为圣经一样的东西，当用科学的视角去看待时，其实有很多是站不住脚的。管理与管理学的区别就在这里，管理讲实效，管理学讲客观规律。

结果的成功会证明过程?

在这里面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海尔。我们与海尔有长期的合作，2005年就建了联合中心。我们团队差不多每年都去海尔，但我们还有很多疑问。科学精神本身就是批判的精神，我们去看海尔人单合一，就会想什么时代人单是合一的呢?

其实早期工匠时代、小作坊时代就是人单合一的，到后来工厂制度建立以后，人单就分开了。工厂时代到现在，互联网组织越来越多，许多新的组织形式兴起时，人单关系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变化?是“否定之否定”吗?这需要我们很理性地看待。

国际学术交流中，学者们常常会问：你做的这个研究结论，你提出这个理论，用的理论框架是什么?而不是你的研究结果有多“诱人”。许多“成果”实际上只是发生的事情，在某某企业里特定条件下的事，但人们往往就用这“点”的事实来证明系统的问题。这很值得我们警惕。如果海尔亏损了呢?“人单合一”就不行了?

我们向失败者学习?还是向成功者学习?失败的原因往往是相似的，只是国人普遍缺乏底线意识和自省。而成功才是多样的。学者的科学精神应该是怎么样来证明我们管理学的原理，摆正科学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但是一定是有所区别。就如你拿华为说海尔是一回事，用海尔说华为又是一回事。

把对方推到极端来证明自己的正确?

现实当中，人们往往会先把对方推到一种极致极端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这个现象也值得我们好好去想一想。

比如，海尔认为“电子商务就是打价格战”。电子商务真的只剩下打价格战吗?电子商务的真正价值在哪里?电子商务使得当下的价值创新模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再如，制造与服务业之间的互相贬低，认为服务业就是投机占便宜或者制造业已经过时了。类似的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

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利用与开发、经营与管理、模仿与创新……为什么人们总是习惯性走极端呢?两者之间真得有那么极端吗?

片断当成整体，选择性知觉横行?

“合成谬误”是学者的常识，但是，目前选择性知觉在管理研究的现实中却非常明显。

我自己长期做企业的纵向跟踪研究，也常常纠结于觉得做企业案例研究真的能证明所谓的理论吗?能构建有效的理论吗?某个企业成功的模式就一定可以复制吗?以A企业的成功来证明B企业的失败可以吗?……丰田生产模式、阿米巴、六西格玛，ISO9000/1400、成熟度模型。我们不断地扪心自问，这个需要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构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

就如我的团队在做“从二次创新到超越追赶”的研究中所揭示的，如果你沿着原有的“范式”和“轨迹”去追赶，尽管很快，但是不久就会发现永远无法超过别人，甚至会落入“追赶的陷阱”。阿里的成功是因为马云?华为的成功是因为任正非?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一个企业如果想要实现赶超式发展，必须要“走不寻常路”，要有新的管理思维和新的管理方法指导。

你可以复制底线，却无法复制别人的成功模式。现实中只有底线可以复制!用科学的方法去认知这些底线和规律，正是“管理50人”的价值之所在，学者的任务是用科学的方法对前提进行系统的审视和将之显性化。对此，是否需要更加重视?

二想：把常识当成“发现”

现在存在一些现象，把别人的正确推向“谬误”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把常识当成“发现”。

比如很多人拿波特的新理论去批判波特的早期理论。其实，波特一直在与时俱进研究，他对信息技术时代下的管理，对社会网络，社会创业、社会资本下的战略管理等等，都有写很好的相关论文。但是有多少人拿着他后期的东西去看他前期的东西?以此种方式来证明自己伟大的“独到见解”?

有许多所谓的新概念、新观点其实早就有人研究提出过，只不过眼下的提出者“学艺不精”，不知道也不想花工夫去知道罢了。目前这种现象也很普遍，甚至还很“大声”。

三想：泛化的创新

我们面临一种泛化的创新现象，什么都是创新。海尔管理“理论范式”的创新?文化创新、科学创新、领导创新?有些东西社会上重复多了，已经变成所谓的“新常识”了。

比如说科技创新。大家都知道科技创新如何重要，但是，理性地想想，科学是可以创新的吗?技术有创新，而科学只能是发现!科学是发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你可以发现这种规律，用某种公式、公理来描述。但如果说你创新出一种科学，这是什么意思?

现在时代变化很快，新时代新的技术比如说ABC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等发展神速。它们带来确确实实的管理、组织，对人的认识等等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我们有没有好好审视一下，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构建的假设前提是什么?哪些前提发生了变化?这些前提有没有好好审视一下。

当你没有认清前提的变化，推演出来的理论是经不起检验的。在中国，关起门来，可以在国内这样叫“某某理论”那样叫“某某范式理论”，但是在没有国界的科学界讲中国故事的时候，就讲不明白，没有说服力。所以，这也真的需要我们好好想想，创新到底是什么意思?与众不同就是“创新”?

四想：泛化的批判精神

由于中国长期缺乏建设性批判的传统，用“东方”“中国”等等表面化、个案化的特殊情景来批判学界已经公认的规律，呈泛化之势。

基于个别的经验而直接推断下主观结论的情况与罔顾现实前提而简单运用“西方”统计检验方法而形成结论的两种情况并存，目前也比比皆是。

我们要有批判的理性，但前提是要有批判的能力。这就需要我们在认真学习借鉴前人理论和经验的同时，深入中国的企业，以国际的视野，用科学的方法来“大胆假设、仔细考证”，研究事物的真正科学规律。

五想：时代的演进——情景假设前提的变化

第三、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我们对事的认识，对人的认识也在提升。请看这张图，它叫亚里士多德结构图，有四个座标维度，分别为理论、知识与技能，智慧、实践。

“Phronesis”，这个词是很有意思的，是指基于实践的智慧，或者有人就把它直接翻译成“实践科学”或“实践智慧”。

我们当下所做的研究，我们所看到的事物，我们所揭示的规律在哪里?值得我们想一想。

经常会看得到这样一种混淆，我们拿实践当中的某一种东西，马上就可以推翻你的理论，马上就可以说，你这个思维哲学有误，倒过来也是一样，人们会用自己的思维哲学很简单的选择性地看实践，而实践却是千变万化的，海尔、华为的实践……你一个个去看，都非常不一样。

在这个框架中反思我们对管理的研究，会端正我们的研究理性。我认为这样做很有意义。时下有很多学者并不认为那些架构有什么用。其实，结构化的思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尤其在社会科学。如果连个结构都没有，张家说东，李家说西，就随便说，如何把握事物变化的规律?

六想：回归本源——为什么而做研究?

应当回到我们工作的本源。管理研究的本源是什么?我们管理研究的科学意义在哪里?管理研究的本源就在于揭示组织的价值创造规律，并将之与价值分享机制联系起来，形成某种良性循环。在这个循环当中，有效运行的规律和机制是什么?我认为应该围绕“价值”展开。

我们作为管理学者的意义何在?我们为谁而做研究?我们是为什么而研究的?在上面的图里找一找吧。

像上图的这种结构中可以看到，我们的位置和价值在哪里?事实上，有许多人并不关心上图中的位置，而只是在为职称、头衔、地位而做研究。你到底在为什么而做管理研究?真是值得我们去好好想想!应该回答的是：我们作为学者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到底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