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管院｜许宪春：统计视角理解中美贸易不平衡

本文从四个方面讨论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一是从贸易总值统计的角度;二是从中美贸易不平衡贡献者的角度;三是从跨国利润转移的角度;四是从贸易增加值统计的角度。

结果表明，计价方式、转口贸易、贸易加成、旅行项目中包含货物等因素导致美国高估了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且中国对美迅速上升的服务贸易逆差缓解了双边贸易不平衡。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美国投资企业既贡献了很大一部分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还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中美贸易顺差记录在中国，但贸易背后的利益顺差多在美国，总体上双方实现了互利共赢。本文针对贸易增加值统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了用贸易增加值统计衡量中美贸易的建议，并简要讨论了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不仅影响两国自身的发展，还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中美贸易领域的争议和摩擦牵动着两国经济政策和经济运行，影响着世界经济复苏形势与世界贸易格局。美国多次以贸易失衡为由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调查和不合理制裁，直接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逆经济全球化趋势，对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互惠的国际贸易关系形成了挑战。

但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程度从不同的角度看是不一样的，从贸易增加值统计角度与从贸易总值统计角度看差异非常大，即使从贸易总值统计角度看，中美双方统计结果的差异也很大。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贡献者角度看，不仅包括中国本土企业，还包括广大的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美国在华投资企业。从跨国利润转移角度看，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在创造了很大一部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的同时，还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增加了美国的国民总收入和国民财富。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全面客观地观察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

一、从贸易总值统计角度观察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一)中美贸易总值统计的基本方法

目前，中美货物贸易数据均依据国际海关组织编制的分类标准(《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HS))，采用联合国统计司制定的《国际商品贸易统计：概念和定义(2010)》(IMTS2010)所规定的“总贸易制”统计，并按各自国情适当加以调整。中国货物贸易数据由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并发布，美国货物贸易数据由美国商务部依照海关数据编制并发布。总贸易制是一种针对贸易总值的统计框架，要求对进入或离开国(地区)境或特定关税区的所有货物进行全额统计。在这一统计制度下，只要货物进入一国(地区)境内进行生产、消费、加工，即使所有权仍属于国(地区)外企业，或停留在自贸区、保税区等并未通过海关，都将其统计为该国(地区)进口总值，相应地，出口总值采用同样的口径。贸易总值统计不能客观地反映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许多产品的生产由多个国家(地区)共同参与完成、产品价值由各参与生产国(地区)共同创造的实际情况。

服务贸易包括运输服务、旅行服务、金融服务、保险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等项目。中美服务贸易数据都是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BPM6)统计的。中国数据由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基于行政记录数据和部分调查数据编制并发布，美国数据由美国商务部编制并发布。随着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全面考虑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对正确认识中美双边贸易形势十分必要。

(二)中美双方统计的货物贸易状况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货物出口、货物进口、货物贸易顺差均呈稳定上升态势。2017年，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为4298亿美元，货物进口为1539亿美元，货物贸易顺差为2759亿美元。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数据，近年来美国对中国货物出口、货物进口、货物贸易逆差也均呈稳定上升态势。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出口为1304亿美元，货物进口为5056亿美元，货物贸易逆差为3752亿美元。美国统计的货物贸易逆差比中国统计的货物贸易顺差多出近1000亿美元。从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中美双方统计的货物贸易差额数据之间的差异主要缘于中国统计的对美国的货物出口数据和美国统计的从中国的货物进口数据之间的差异，这一差异占到了双边货物贸易差额统计数据差异的76%。2000年以来，中国统计的对美国的货物出口数据和美国统计的从中国的货物进口数据之间的差异从2000年的480亿美元逐步上升至2017年的758亿美元左右，但是这一差异占美国自中国货物进口额的比重已经从48%逐步下降至15%左右，且这一比例近年来基本保持稳定。

图1 1999-2017年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货物进口与货物贸易差额(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图2 1999-2017年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货物进口与货物贸易差额(亿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

(三)美国货物贸易统计高估了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

如上所述，中美双方统计的货物贸易差额数据之间的差异主要缘于中国统计的对美国的货物出口数据和美国统计的从中国的货物进口数据之间的差异，这一差异占到了双边货物贸易差额统计数据差异的76%。导致这一差异的因素有多种，例如计价方式、转口贸易、贸易加成、旅行项目中包含货物等。

从计价方式看，中国货物出口统计采用的是离岸价(FOB)，美国货物进口统计采用的是船边交货价(FAS)和到岸价(CIF)两种价格。美国按到岸价计算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价值中包含了从中国口岸到美国口岸所发生的国际运费、保费等，中国按离岸价格计算对美国的货物出口不包括上述费用。考虑到中美之间货物贸易的庞大体量和中国的贸易顺差，这一价格差异不会在双方进出口中抵消，而会扩大美国货物进口与中国货物出口间的统计差异。

从转口贸易和贸易加价看，中美货物进出口统计均包含了原产国(地区)和最终目的国(地区)信息，均将原产地作为进口统计的依据，把出口所指的目的地作为出口统计的依据。但在统计实践中，如果发生转口贸易，尤其是途经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的转口贸易，中国方面获知的出口目的地通常被登记为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但当中间商再次将货物出口到美国时，美国根据原产地规则将其统计为从中国大陆的进口。转口贸易中会发生两种加价行为。一种是通常针对加工贸易货物，这些货物在离开中国关境后被中间商购买，随后以更高价格转卖给美国买家，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价格出现加成。另一种是经中国中国香港转运至美国的加价行为。这是因为货物在中国香港被进一步简单加工后产生了增加值，或由于逐利而抬价。但即使这些商品经过了加工，只要其商品性质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美国依旧视其为中国大陆对美出口的一部分，且统计加工后货物的进口总值。这部分增加值或抬价没有被中国统计为对美国的货物出口，但被美国统计为从中国的货物进口，这是导致中美货物贸易统计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数据分解可参见杨汝岱(2008)基于中国香港统计数据的研究。据中美商务部联合发布的《中美货物贸易统计差异研究》，这两个因素是中美货物贸易统计差异的主因。转口贸易中发生的上述两种加价行为，抬高了美国从中国进口货物的价值，扩大了统计差异，但这些增加的价值为中国大陆以外的企业获得。此外，美国通过中国中国香港出口至大陆的货物同样存在系统性的低报总值、改变分类等避税行为，导致中国统计的来自美国的进口总额被进一步低估(Fisman & Wei，2004)。

从旅行项目中包含货物看。中国服务贸易进口中的旅行项目包括了大量的货物，而这部分货物本应计入货物贸易进口却被计入了服务贸易进口，这导致了中国货物进口在一定程度上被低估，加大了中国对外，尤其是对美的货物贸易顺差。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近年来，中美之间人员流动愈发频繁，经贸往来日益加深。随着中国人的购买力不断增强，对高质量生活的诉求愈发强烈，中国人员外出旅行时往往大量购买商品，或通过行邮等方式将小件商品寄往国内。继高端奢侈品以后，化妆品、高档餐具、甚至智能马桶盖等新型产品都成为了中国人海外抢购的商品，并随着人员跨境流动回到国内。由于这些境外购买行为通常单次通关金额较小，且跨境过程不存在商品所有权的转移，因此这部分商品流通被计入了旅行项目下，作为中国公民在境外购买服务的一部分，体现在中国对外服务贸易逆差中。而美国作为中国公民外出购物、旅游、留学的重要目的地，隐藏在服务贸易背后的商品流动低估了中国从美国的货物进口。考虑到中国对外服务贸易逆差主要来自于旅行，近些年其对服务贸易逆差的贡献度接近90%(图3)，因此，这部分货物进口导致的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的高估也是不可忽略的。

图3 2009-2017年旅行项目逆差对服务贸易逆差的贡献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

(四)仅考虑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是不全面不客观的

近年来，中国对外服务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其中对美服务贸易逆差快速增长。据中国统计，2006年至2016年，中国来自美国的服务进口额由144亿美元扩大到869亿美元，增长了5倍。2016年，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逆差高达557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23%，占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总额的22%。其中主要包含两大类内容：第一大类是旅行，包括旅游、留学、医疗等;第二大类是运输服务和知识产权使用费等生产性服务业。据美国统计，2006年至2016年，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了4倍多。2016年，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为542亿美元，进口为161亿美元，顺差为381亿美元。这一结果与中国统计结果虽有出入，但是并不影响对中美服务贸易的总体判断。所以，仅考虑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而忽视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顺差，高估了中美双边贸易差额，是不全面不客观的。

图4 1999-2017年中国对美国服务出口、服务进口、服务贸易差额(亿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

二、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贡献者角度观察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跨国企业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作用愈发重要，跨境资本流动和投资行为深刻地影响着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各国在华拥有大量直接投资，外商投资企业与中国本土企业共同参与中国对外贸易活动，助推了中国过去四十年来的高速增长。相应地，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贡献者并不只是中国本土企业，还包括广大的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在华美国投资企业。

中美两国都是开放的大国，中国长期鼓励并欢迎外国投资者在华以直接投资等形式参与全球经济分工，充分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美国有大量企业在华投资，其中不乏有宝洁、通用等世界级企业。美国在华投资企业贡献了大量的中国货物出口，尤其是对美货物出口。例如，历数近年中国对美出口大户，戴尔(DELL)、美光半导体(Micron)、英特尔(Intel)、希捷(Seagate)等美国高科技企业都位居前列，其中还包括一系列美国持股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这些企业利用中国大陆的成本优势生产产品，再将其返售给美国，在为中国创造了就业机会和税收的同时，让美国消费者享受到物美价廉的产品。若将这一互惠的贸易结果简单归纳为中美贸易失衡，并将失衡的成因全部归于中国本土企业是很不切实际的。

从数据上，我们可以获得更为清晰的结论。表1列示了中国全部货物进出口差额、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进出口差额以及后者所占的比重情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经历了明显下滑到逐步复苏的过程，2015年逼近6000亿美元大关，2016年稍有回落。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进出口差额数据是将外商投资企业的货物出口和进口相减后的差额。相对于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波动幅度，各国在中国投资、参股、控股的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货物贸易顺差大体稳定，保持在1200亿~1800亿美元范围内。2007-2013年，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进出口差额占中国全部货物进出口差额的比例超过50%，占到了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半壁江山，并一度占到了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80%以上。直到近几年，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贡献才降低到了三成以下。

我们进一步分析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贡献趋势和内部结构。图5给出了外商投资企业货物出口总额、进口总额以及进出口差额分别占中国货物出口总额、进口总额以及进出口差额的比重变动情况。2007年以后，外商投资企业货物出口总额占比持续高于其进口总额占比，为中国带来了长时间货物贸易顺差。2014年以来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贸易顺差占比下降，更多的是由于其进口总额占比的迅速上升所致。2016年，外商投资企业货物出口总额9168亿美元，依旧占到中国货物出口总额的43.70%;其进口总额7700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48.54%;货物贸易顺差1460亿美元，占到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三成。

因此，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商投资企业的跨国生产、经营、销售行为导致的。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商品出口国，外商投资企业作为中国出口的重要推手，在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不仅仅是中国本土企业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也包含外商投资企业，其中包括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已有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例如，Ma et al(2015)利用投入产出数据和微观数据将中国出口分解为中国企业出口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其同样证明了外商投资企业贡献了我国出口创造增加值中的45%，而我国出口收入的52.6%被境外所有者获得。

这一结论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双边贸易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而是企业、资本充分分工和选择的产物。因此，简单地将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顺差理解为中国本土企业对美国的货物销售失衡，既忽视了经济全球化以来资本跨国境流动、跨地区经营的新形势，也人为地将双边贸易互利关系与某方的经济利得对立起来，更忽视了中美双边贸易的重要推手是外商投资企业，包括美国投资企业这一重要事实。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商界的表态与反馈已经深刻反映了任何对华的不实攻击与人为制裁，都会率先冲击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正常经营和运转，都会冲击双方密切合作形成的产业分工和布局，进而危害到双方长期利益。

三、从跨国利润转移的角度观察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在讨论了外商投资企业，包括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对中美贸易不平衡贡献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跨国利润转移角度审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美国在华投资企业不仅仅创造了很大一部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通过加工贸易和转移定价等方式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增加了美国的国民总收入和国民财富。因此，仅考虑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却不考虑美国在华投资企业获得的投资收益，亦是不全面和不客观的。

国际贸易实际上包含了两个过程：一是货物和服务的跨境流动;二是出售货物和服务后的资金分配。当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参与者时，跨国利润转移回母国就成为了双边贸易的必然结果。举个简单的例子，某美国公司在华投资并注册一家制造业企业从事加工贸易，承接了美国电子产品组装订单，其从美国进口500美元原材料，对美国出口600美元制成品，支出的工资、材料、税费等50美元，获利50美元。此时，中国经常项目应计对美货物贸易顺差100美元，而货物贸易顺差中包含了美国企业获得的50美元利润，这部分利润作为美国的投资收益成为美国国民总收入的构成部分，如果这部分投资收益没有回流美国，它将作为投资收益的再投资增加美国的国外金融资产。中国从双边贸易中获得的工资、利税等仅为50美元，仅仅是贸易顺差的一部分。图6是这一过程的简单示意。

因此，分析中美双边贸易关系不能只关注货物贸易差额，却忽视货物贸易背后对应的跨国企业的获利与资本和金融账户变化。忽视这一点就会低估货物贸易对双边经济的互利关系，也会低估美国企业从中美互惠贸易中的得利。

我们利用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讨论中国在外投资收益和外方在华投资收益。自2007年以来，外方在华投资收益连年上升，累积增长近4倍，2017年外方在华投资收益更是超过2800亿美元。目前，在中国5.1万亿美元对外负债中，有2.9万亿美元为直接投资，占比超过一半，其中绝大部分为非金融企业股权。外方在华投资收益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经营实体企业所得。与此不同，中国在外投资收益往往来自于美国国债等相对安全的证券资产，收益相对偏低。

概览中外贸易往来情况，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为5097亿美元，其中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为2759亿美元，同期外方在华投资收益达到了2634亿美元。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业绩良好、利润丰厚，当年利润达到362亿美元。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大量的美国资金通过中国中国香港进入大陆，并被认定为港资企业或合资企业等，因此这一数据应当低估了美国企业从中国获得的利润。不过，这依旧可以说明美国企业在双边贸易往来中的巨大收益。

因此，在观察中美双边贸易差额时，有必要充分考虑跨国企业在贸易中的利润情况，并将跨国利润转移纳入到双边贸易关系的观察视角中来，否则将大大低估美国在中美贸易中获得的真金白银，也将影响对中美双边贸易形势的准确判断。

四、用贸易增加值统计衡量中美贸易

(一)贸易增加值统计的必要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跨国企业直接投资的发展，生产链条呈现出国际化的特征，许多产品的生产由多个国家(地区)共同参与完成，每个国家(地区)专业化于产品的某一工序或零部件的生产，最终产品的价值实际上被多个国家(地区)共同创造和分享，而不是由最终产品的出口国家(地区)创造和享有。贸易总值统计只能从交易总值的角度测度各国(地区)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却难以反映商品生产过程中价值增值的过程。这一缺陷使得基于贸易总值统计的贸易差额已不能准确地反映一国(地区)从贸易过程中的利得，更不能准确判断双边贸易关系。

贸易总值统计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下的不适用性导致了“统计假象”，扭曲了双边贸易不平衡状况。以来料加工贸易为例，中国企业出口额的很大一部分价值是购自其他国家(地区)的原材料价值，只附加很少一部分加工价值，这种“两头在外”的模式在统计上表现为对原材料来源国家(地区)，如日本、韩国等的贸易逆差和对制成品去向国家(地区)，如美国等的贸易顺差。例如，中国在保持对美欧货物贸易顺差的同时保持对韩国货物贸易逆差，2016年对韩国货物贸易逆差达722亿美元。我国自韩进口的产品以机械和电子产品为主，很大一部分经过组装、加工之后销往美欧。中国只是处于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不考虑国际贸易过程中各国的实际利得，简单以贸易总值统计下的“顺差有利，逆差有弊”的逻辑分析双边贸易关系显然是不全面不客观的。

有鉴于此，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贸易总值统计的缺陷，提出了“贸易增加值统计”这一新统计方法。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认为，现行的贸易总值统计方法扭曲了贸易的实际情况，他提倡改革贸易统计方法，推进全球价值链研究，以贸易增加值统计弥补传统贸易统计体系的缺陷，合理还原事实真相。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WTO联合建设了全球价值链与贸易增加值数据库(TiVA)，将国家(地区)投入产出表和双边贸易数据联系起来，形成国家(地区)间投入产出表。OECD和WTO基于TiVA数据库，用贸易增加值指标对国际贸易和全球价值链进行了核算，并于2013年1月发布了初步成果。目前，除了OECD和WTO外，还有联合国贸发会议、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统计司，欧盟统计局等都开展了全球价值链与贸易增加值的相关研究。

同时，许多学术研究机构也在开展全球价值链与贸易增加值测算的相关工作。例如，Koopman et al(2012，2014)建立了行业层面贸易增加值统计的研究范式，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投入产出表和跨国数据分析中国在进出口中实际获得的增加值。随后，王直等(2015)在传统国际贸易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间建立了一个系统性对应框架。Kee & Tang(2017)和Tang et al(2016)逐步将贸易增加值研究从行业层级推广到企业层级，能够从出口的所有制结构等角度分析各种因素对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并解释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提升。可以说，从贸易增加值角度测度双边或多边经贸往来的理论基础已经成熟，数据基础已经相对完备。

当前，从贸易增加值统计角度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十分必要，能够更客观地反映中美双边贸易关系。中美两国在全球分工中的特殊地位使得贸易增加值统计与贸易总值统计的差异尤为突出。究其原因，中国一方面发挥着“世界工厂”的特殊地位，以完整的产业链和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一环，进口大量原材料并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地区)持续输出制成品。贸易总值统计将中国对美输出的制成品的全部价值都计入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其中包括其他国家(地区)交付中国企业加工、组装、再出口美国的制成品价值，忽视了中国仅仅是全球价值链上的一环，高估了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扭曲了中美双边贸易关系。以苹果手机为例，中国从日、韩等国(地区)进口屏幕等重要零部件，通过来料加工等方式在中国大陆组装后向美欧等国家(地区)出口。据中国商务部报告，一部在中国组装制造的苹果手机批发价为178.96美元，其中仅有6.5美元的价值是在中国产生的，其余的价值都由美国设计商和韩国、日本等零部件供应商获得。依据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DBI)测算结果，如果将这一过程中其他国家和地区创造的增加值剔除，当年美国对中国在苹果手机上的贸易赤字将从19亿美元减少到7300万美元。因此，使用贸易增加值统计数据有利于客观地分析中美双边贸易关系，有利于理性地看待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二)贸易增加值统计下的中美贸易差额

在生产全球化和产业分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利用全球价值链视角的贸易增加值统计方法重新核算中美贸易差额是客观描述现阶段两国经济互补关系的新要求，是正确认识双边乃至多边贸易关系的重要基础。

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贸易顺差记录在中国，但贸易背后的利益顺差多在美国，总体上双方均实现了互利共赢。根据商务部委托中国全球价值链课题组所做的《2010-2016年中美贸易增加值核算报告》，如果2017年有关参数保持不变，则201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每1000美元货物所拉动的中国国内增加值为646美元，中国从美国进口每1000美元货物所拉动的美国增加值为814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向美国出口的1000美元货物中，有354美元用于购买位于产业链上游国家(地区)的原材料或服务，646美元形成中国居民的工资、企业的利润和政府的税收等项目。而这一数值在美国则为814美元，远高于中国，同样的出口额中美国居民、企业和政府实际获得的利益更大。

若将基于贸易总值统计的中美贸易差额调整为基于贸易增加值统计的中美贸易差额，则中美贸易严重失衡的结论明显变化。201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货物拉动的中国国内增加值为2776亿美元，中国从美国进口货物拉动的美国国内增加值为1253亿美元，基于贸易增加值统计的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仅为1523亿美元，比基于贸易总值统计的中美货物贸易顺差2759亿美元降低了44.77%。因此，基于贸易总值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被严重高估，中美贸易不平衡程度被严重夸大。

从细分项目上可以看出中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位置。目前，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的61%来自附加值很低的加工贸易，这些产品生产所需的高附加值核心零部件多数来自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地区)，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地区)从设计、零部件供应、营销等环节获取较高利润;而加工贸易出口产品仅在中国进行简单的组装加工，所使用的国内原材料较少，中国只赚取了少量加工费，对应的国内增加值较少，中国从对美国单位出口中获得的增加值远低于美国对中国单位出口的增加值。例如，海关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加工贸易主要出口品为通讯设备及电子产品，中国一边从美国进口电子元器件等配件(如集成电路、存储器等)，一边将电子元器件制成品(如电脑整机等)出口美国，而中国从加工贸易中仅能留下出口总额20%～30%的增加值。因此，虽然基于贸易总值统计的中美间的贸易不平衡矛盾依然突出，但是在中美之间巨大的货物贸易差额背后，中国所获得的增加值并不高，特别是考虑到中国货物贸易出口中加工贸易占比偏高的情况。

现阶段，美国主要从事产品设计和出口零部件生产，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上游位置;相反，中国更多从事加工组装生产，处于价值链的下游。中美贸易在价值链上呈现出较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因此，中美贸易关系本质上是利益交融、互利共赢的。

(三)用贸易增加值统计衡量中美贸易

2013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意，在亚太经合组织范围内推进全球价值链的开发与合作。2014年5月，在中国青岛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各经济体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全球价值链贸易增加值核算战略框架。2014年8月在中国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议上，各经济体又通过了由中国、美国共同倡议的亚太经合组织全球价值链贸易增加值核算战略框架行动计划。鉴于项目的技术难度较大，该行动计划建议，建立一个由中国和美国共同主持的技术团队，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经济体学术界老师以及有意参与的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老师参加，实施这一项目。2014年11月，在北京峰会上，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领导人批准了亚太经合组织贸易增加值核算战略框架和亚太经合组织贸易增加值核算战略框架行动计划。并指示技术团队与WTO、OECD、世界银行、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密切合作，在2018年底前完成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间供给使用表的编制和贸易增加值数据库建设，实现亚太经合组织贸易增加值数据库与OECD和WTO联合建设的全球价值链与贸易增加值数据库之间的整合。

在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下，在各经济体的支持下，APEC技术团队已经完成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中20个经济体的基准年度(2005年和2012年)供给使用表和双边贸易数据的收集、加工、整理和编制工作，正在进行经济体间供给使用表的连接工作，预期按时完成项目的目标任务。这项工作完成之后，就可以计算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之间以及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增加值数据。建议中美双方继续牵头，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继续开展经济体间供给使用表的编制和全球价值链贸易增加值核算工作，及时更新数据，为今后客观判断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之间以及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提供数据依据。

五、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成因的讨论

既然中美货物贸易顺差记录在中国，而货物贸易背后的利益顺差多在美国，总体上双方均实现了互利共赢，那么为何美国会发动刻意针对中国的双边贸易摩擦，并不惜威胁国际多边贸易格局的稳定?客观地回答这一问题，有利于正确看待和妥善应对中美贸易冲突。

虽然货物贸易背后的利益顺差多在美国，但现有的统计数据没有完全反映美国从双边贸易中获得的利益。例如，20世纪末以来，跨国公司的快速扩张加速了国际分工和利润转移，境外投资通过第三方避税地流入中国国境，利用中国的廉价资源、劳动力和招商优惠获得利润。但是中美双方统计都无法完全识别资金的来源地和最终投向，不仅导致中国统计数据低估了美国企业利润，也导致美国统计数据低估了其在华企业的经济利益。而离岸外包、转移定价的迅速发展也使得GDP等指标的统计数据没有充分反映贸易分工给美国带来的经济繁荣。例如，苹果等高科技公司通过研发设计创造了知识产权产品，并利用中韩等国完成低附加值的生产过程，获取“微笑曲线”两端的高额利润。但是，这些公司通过转移定价等方式将部分知识产权产品价值和相应的利润留存在避税地的下属离岸公司，这部分产值没有体现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中，相应的利润也没有体现在美国国际收支统计数据中，从而没有体现在美国国民总收入和美国国民财富中。事实上，美国官方和研究机构也开始高度关注美国企业在外的投资利润转移带来的数据表现问题。例如，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和高校的四位学者(Guvenen etal, 2017)发表论文认为，美国跨国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超额利润，但其跨国利润转移行为导致企业总部的研发产出价值被低估，部分统计指标(如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低估了美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成果。这导致美国统计数据低估了跨国分工和互惠贸易对美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和美国获得的利益。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不断上升引发了美国商界的复杂情绪，对维持双边健康的经贸关系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增长最快的市场，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市场潜力的吸引下，美国商界致力于增进双方经贸合作，降低双边贸易壁垒，并避免中美双边关系朝着不利方向变动。这一直是双边合作的重要稳定器。历史上，美国的财团多次参与中美经济乃至政治层面的谈判和博弈。例如，波音公司作为美国军工巨头和航空业巨头，始终希望打开对华市场，也多次为中国赢得平等的国际商贸环境提供了一些有益帮助。本次贸易摩擦升级以来，受益于中国市场的美国农业协会等团体就多次向美国当局表示不满，要求继续保持中美平等互惠的贸易关系。但随着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上升(Tang et al, 2016)，并逐步进入美国占有传统优势的精密制造、创新研发等高附加值环节，对美国企业竞争力构成了一定冲击。这一担忧削弱了美国商界对中国正当诉求的支持力度，加剧了双边贸易摩擦。

美国贸易利得并不代表美国普通居民的贸易利得。而美国居民的利益诉求直接影响到美国政治周期，从而对双边经贸往来带来影响。例如，已有研究(Che et al, 2016)分析了在贸易壁垒逐步消除之后，美国自中国进口增速保持高位，来自中国的产业竞争冲击了美国各县(county)的生产和就业，改变了当地的政治选举情况。“铁锈带”的高失业率的蓝领工人就成功影响了美国的大选结果，不论这些选民的需求是否合理，都将使得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政府高度关注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并采取一定政策措施。

因此，在全面客观理解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基础上，中国也必须正视贸易摩擦背后的结构性原因，既要有理有据地对美国不当观点予以澄清和反驳，也需要进一步分析其背后的利益诉求和结构原因，才能实现双边经贸往来的可持续发展。